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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怀蕊 2025-05-14 【房产】 0642 人已围观

劳动节假期刚过去没多久③，关于理想汽车CEO李想的一则年薪披露却让不少打工人破防了⑳。

据理想汽车2024年年报披露③，理想汽车董事长李想的薪酬其年薪为6.39亿元⑩，其薪资由两部分组成④，一部分是266.5万元的年薪⑫，另一部分是因公司在2024年达到交付50万台的目标而触发的期权激励❶，产生超6.36亿元的激励费用⑳。

年报还披露❷，除了董事长李想之外⑯，理想汽车的其他高管收入也足以傲视群雄：执行董事兼总裁马东辉的年收入高达4027.4万元⑧，CFO李铁的年收入高达3916.0万元③。

薪酬披露后❸，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月薪5000⑭，要10650年才能赚到他的年薪▓。”的确⑦，在当下经济环境面临不确定性之时⑩，新能源车赛道属于为数不多走在上升期的行业❸，而行业之间的割裂造成了公众的不理解⑯。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⑩，算上期权在内⑩，李想一年6个亿的总薪酬是否合理⑩？

财务角度看⑩，无可厚非⑨、理想汽车的薪酬争议⑰，本质上是美股会计准则下的期权费用确认规则与公众认知的冲突⑳。

根据财报⑦，李想2024年的6.39亿元收入中⑧，6.36亿元为“股份支付薪酬费用”❷，但这笔钱并未产生实际支付⑨，而是会计上对期权潜在价值的预估④。

理想汽车近日也在对公众的回应中指出⑨，李想如果想拿到这笔激励费用⑤，除了需要完成公司设定的销量目标外⑨，还需要额外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①。以5月6日美股收盘价格25.68美元计算⑦，李想若要执行该期权方案⑪，不仅没有任何收益❸，还需要倒贴3200万美元⑦，相当于人民币2.3亿元⑰。

首科绿汇ESG负责人高艳辉认为⑦，理想汽车从创立以来实现了“从无到有”⑩，在将市值从零做到千亿的过程中⑫，创始人拿到亿级的薪酬激励⑩，是否就是不合理①？“如何评价一家企业创始人⑧、董事长的价值⑦，以及薪酬是否合理⑫，在公司治理层面和大众认知角度存在差异是可以理解的❷，”高艳辉说道⑤。

需要强调的一个背景是⑮，理想汽车在2020年IPO时依赖单一产品和技术路线③，发展前景曾被部分媒体及分析师“看衰”⑬，特别是增程式电动车在当时还存在较大争议：一是电池安全性问题⑥，当时消费者普遍担忧电池在高温环境出现的自燃问题③；二是电池耐用性问题❶，例如在冬天低温环境下存在“抛锚”现象▓。

鉴于这些问题⑧，当时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信心是不足的❶，哪怕有国家补贴支持①，但一众造车新势力的发展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⑫。基于这一点考量⑦，李想在当时签下高风险的激励协议本身就承担了较高的风险⑩。

一个直接的数据是⑲，在2020年一季度❸，理想汽车仍在亏损❷。当时的李想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谈到成本控制策略：“理想汽车超过3200人的团队⑳，只有两个VP④，连高级总监都寥寥无几⑯。行政要求出差经济舱都必须买折扣最低的⑤，经济酒店都要两个同性在一起住⑨。”

商道咨询合伙人郎华指出⑬，李想被披露的薪酬存在其合理性：“从财务角度看⑦，公司在设置股权激励的时候往往考虑的是公司的长期发展⑫，以及对于创始人和公司发展之间的关系⑬。尤其对于新能源车这种高速发展的行业而言①，股权激励的形式能将公司高管与公司长期的发展做绑定⑤，让公司发展得更好⑮。”

其中合理性的关键在于⑳，股权激励是否与公司业绩增长趋势同步❶，如果业绩无增长且市值不断缩水④，但薪酬却一直在增长还附带大量期权激励③，那就是不合理的③。“不过❶，权威评级机构曾对创始人薪水给出过一个合理性参考▓，首席执行官在一个报告期的总奖励薪酬是否超过其他指定高管的中位数薪酬的三倍以上⑥，这算是一个客观的参考⑩，”郎华说道⑳。

治理角度看⑥，并非都说得通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❸，李想的薪酬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舆论争议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披露透明度”不足⑲，继而引发了公众的质疑⑦。

例如有网友就吐槽道：“年初定个80万辆目标⑮，发现完不成⑲，降到60万辆⑬；半年过去❸，发现还完不成⑳，再降到50万辆⑨。年底一盘算❷，总算完成了❷，然后奖励自己6.4亿⑭。”话糙理不糙▓，客观反映出薪酬设置不透明带来的治理隐患⑯。

郎华认为：“对于公众而言▓，冷冰冰的一串数字不太容易被理解⑫，公司在年报中是否能作出更细节的解释说明⑮？来自公众的质疑其实对品牌的长期发展不利⑮。”

的确⑮，李想这一激励协议在此前鲜少被提及⑱，其具体提出及施行的时间并不透明⑲，官方回应也无法完全打消公众质疑⑥。

从ESG评级看⑨，理想汽车在MSCI的ESG评级为AAA②，这在国内几乎是碾压般的表现⑨。但高艳辉认为❷，这则舆论风波反映出理想汽车在公司治理上仍然有值得改进的地方⑯。除了刚才提到的信息披露透明度以外②，理想汽车还未将高管薪酬与ESG指标相挂钩⑥。

虎嗅ESG组认为⑰，高管薪酬不与ESG目标相挂钩不仅可能导致高管过度关注短期财务目标❸，忽视环境❸、社会等长期议题⑧，削弱对高风险行为的约束❷，还可能加剧高管与股东❸、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冲突▓。

一个直接的证明是①，2024年理想汽车曾陷入较大的裁员风波❸，发生事件在MEGA发布后不久⑦。表面上看⑧，裁员是对过往扩张迅猛与业务发展之间矛盾的一次纠错⑥，但究其本质⑥，架构调整和裁员行动反映出理想汽车对接下来业务发展的预判⑦。

在随后的一个月⑭，媒体又曝出理想汽车突然紧急召回部分关键岗位的被裁员工⑫。反复横跳的操作凸显出企业内部治理还存在可以优化的空间⑫。

结合李想年薪来看▓，无疑给人一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感⑤。高管与员工薪酬的鸿沟扩大⑧，则可能引发S“社会”层面的“相对剥夺感”❷，这与ESG所倡导的“公平薪酬”原则相冲突⑪。“国际⑱、国内主流ESG披露规则⑭、评价标准的发展趋势是⑥，关注高管薪酬与ESG指标挂钩的情况⑩。企业在ESG管理中除了制定战略⑰、设定目标⑯、有行动有披露之外⑰，考核是能够让ESG管理成为闭环的重要手段⑮，”高艳辉说道①。

薪酬政策中未提及与ESG指标挂钩⑧，图源：理想汽车2024年ESG报告“一家公司的CEO如果薪酬绩效考核能够和ESG绩效挂钩的话⑰，会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③，”高艳辉指出：“如果CEO和高管团队的薪酬激励与ESG表现挂钩⑲，那么公司在作出管理决策的时候就会有更全面的考量❶，包括在员工权益和人文关怀方面可能会有更周全的方案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企业关注ESG的原因之一⑱，它能够切实改善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⑮。”

将高管薪酬与ESG指标挂钩听起来容易⑫，但执行起来却并不容易⑪。高艳辉认为⑳，目前很多上市公司的实践现状是▓，从ESG治理上看什么都有⑱，既有治理架构又有制度⑭，但实际工作却在表面上⑱，ESG管理落到实处还需要一个过程⑯。

值得注意的一个指标是❶，员工流失率从2023年的22.3%上升至2024年的38.2%⑩，近乎翻倍▓。有媒体统计②，理想汽车2024年一共新招员工12959人④，但一共流失12302人④，猜测与裁员相关⑬。

企业也存在难处⑱、理解企业在ESG治理层面存在障碍的一个视角是⑩，外部经济性与企业竞争内卷相叠加⑰，为企业推行ESG带来挑战②。

根据公开数据及行业报告❷，2022-2024年期间③，中国新能源车企倒闭数量超过50家⑰，实际淘汰率超过90%⑯，行业洗牌速度远超预期❸。同时⑪，行业价格战进入白热化①，企业陷入从产品竞争到全产业链的厮杀⑪。

而从宏观看⑦，外部地缘政治事件不断⑫，经济形势也面临较大不确定性⑬。“在这么“卷”的市场下生存是第一位的⑦，出现裁员等现象是可以理解的⑬。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⑰，一个企业只有在能活下去的条件下才能去谈如何把ESG做得更好③，这是当下企业在做ESG时遇到的共性问题⑯，”高艳辉说道⑲。

外部经济性如何影响企业ESG目标的构建⑰？郎华举了一个例子⑳。“例如我们在考察‘S’层面的时候⑨，供应链管理是其中相对重要的一个指标❸，但围绕这一点很难制定目标③，因为制定了目标后就会提升整条价值链的成本③，你的供应商也会为了你做很多改造⑭，从而提升产品的成本⑥，在业绩上对企业构成压力⑥，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⑩。”

郎华进一步指出⑰，尤其在特朗普关税预期下⑬，未来企业出现的裁员信息料想会持续发生⑨，企业如何兼顾自己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❷？这是比较矛盾的问题⑰。

值得一提的是⑦，理想汽车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表现相比去年又有了进步⑬，在总温室气体排放因汽车销售额大涨的客观条件下⑥，依然实现了排放密度的减少：2022年总量为104733吨二氧化碳⑨，密度为2.3吨二氧化碳/百万人民币营收⑮；2024年总量为322278吨二氧化碳⑯，密度为2.2吨二氧化碳/百万人民币营收⑤。

但从现实层面而言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不够深入人心⑮，在“一个品牌是否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成就”和“售车时的直接折扣”之间❶，国内消费者更愿意选择的是后者⑭。

高艳辉认为这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❶、社会文化有关：“欧洲市场消费者对于可持续品牌概念的接受度很高❶，甚至愿意为此付出一定的溢价⑮，比如在10%的溢价内⑬，消费者会更愿意购买带有可持续理念的品牌商品⑯，但在国内市场①，可持续消费还处于更早期的阶段⑳，这与消费理念⑲、消费能力有关②。”综上⑯，国内企业的ESG之路还处于初期⑨，尚且需要耐心⑳。

总结而言②，李想薪酬引爆舆论的背后的确有信息披露不够的因素在③，但作为一家新能源电动车企的创始人⑯，其从0到1将理想做到千亿规模⑬，拿一定的激励期权无可厚非⑤；从环境角度看④，理想若一年卖出50万辆⑨，其减少的潜在碳排放在未来将对环境带来持续的益处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