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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乐瑶 2025-05-14 【房产】 7935 人已围观

劳动节假期刚过去没多久⑥，关于理想汽车CEO李想的一则年薪披露却让不少打工人破防了⑬。

据理想汽车2024年年报披露❶，理想汽车董事长李想的薪酬其年薪为6.39亿元②，其薪资由两部分组成②，一部分是266.5万元的年薪④，另一部分是因公司在2024年达到交付50万台的目标而触发的期权激励⑩，产生超6.36亿元的激励费用①。

年报还披露❷，除了董事长李想之外❷，理想汽车的其他高管收入也足以傲视群雄：执行董事兼总裁马东辉的年收入高达4027.4万元⑳，CFO李铁的年收入高达3916.0万元③。

薪酬披露后⑮，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月薪5000⑭，要10650年才能赚到他的年薪⑦。”的确⑦，在当下经济环境面临不确定性之时⑳，新能源车赛道属于为数不多走在上升期的行业❸，而行业之间的割裂造成了公众的不理解⑥。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⑥，算上期权在内⑧，李想一年6个亿的总薪酬是否合理⑲？

财务角度看⑧，无可厚非❸、理想汽车的薪酬争议①，本质上是美股会计准则下的期权费用确认规则与公众认知的冲突②。

根据财报⑪，李想2024年的6.39亿元收入中⑤，6.36亿元为“股份支付薪酬费用”⑪，但这笔钱并未产生实际支付⑲，而是会计上对期权潜在价值的预估⑤。

理想汽车近日也在对公众的回应中指出⑪，李想如果想拿到这笔激励费用❷，除了需要完成公司设定的销量目标外⑲，还需要额外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⑱。以5月6日美股收盘价格25.68美元计算①，李想若要执行该期权方案③，不仅没有任何收益⑱，还需要倒贴3200万美元④，相当于人民币2.3亿元❸。

首科绿汇ESG负责人高艳辉认为▓，理想汽车从创立以来实现了“从无到有”⑮，在将市值从零做到千亿的过程中⑱，创始人拿到亿级的薪酬激励①，是否就是不合理⑰？“如何评价一家企业创始人▓、董事长的价值⑩，以及薪酬是否合理⑲，在公司治理层面和大众认知角度存在差异是可以理解的①，”高艳辉说道⑱。

需要强调的一个背景是❸，理想汽车在2020年IPO时依赖单一产品和技术路线❸，发展前景曾被部分媒体及分析师“看衰”⑤，特别是增程式电动车在当时还存在较大争议：一是电池安全性问题⑧，当时消费者普遍担忧电池在高温环境出现的自燃问题⑪；二是电池耐用性问题⑧，例如在冬天低温环境下存在“抛锚”现象⑱。

鉴于这些问题❸，当时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信心是不足的❶，哪怕有国家补贴支持▓，但一众造车新势力的发展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⑥。基于这一点考量⑭，李想在当时签下高风险的激励协议本身就承担了较高的风险⑱。

一个直接的数据是⑳，在2020年一季度⑰，理想汽车仍在亏损⑰。当时的李想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谈到成本控制策略：“理想汽车超过3200人的团队⑦，只有两个VP⑧，连高级总监都寥寥无几⑬。行政要求出差经济舱都必须买折扣最低的⑰，经济酒店都要两个同性在一起住⑬。”

商道咨询合伙人郎华指出④，李想被披露的薪酬存在其合理性：“从财务角度看①，公司在设置股权激励的时候往往考虑的是公司的长期发展①，以及对于创始人和公司发展之间的关系③。尤其对于新能源车这种高速发展的行业而言⑥，股权激励的形式能将公司高管与公司长期的发展做绑定⑭，让公司发展得更好⑱。”

其中合理性的关键在于⑮，股权激励是否与公司业绩增长趋势同步⑰，如果业绩无增长且市值不断缩水③，但薪酬却一直在增长还附带大量期权激励⑬，那就是不合理的②。“不过⑮，权威评级机构曾对创始人薪水给出过一个合理性参考⑳，首席执行官在一个报告期的总奖励薪酬是否超过其他指定高管的中位数薪酬的三倍以上⑮，这算是一个客观的参考⑧，”郎华说道⑥。

治理角度看⑤，并非都说得通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⑤，李想的薪酬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舆论争议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披露透明度”不足⑳，继而引发了公众的质疑⑦。

例如有网友就吐槽道：“年初定个80万辆目标⑨，发现完不成①，降到60万辆⑦；半年过去⑯，发现还完不成③，再降到50万辆③。年底一盘算⑯，总算完成了▓，然后奖励自己6.4亿❶。”话糙理不糙⑳，客观反映出薪酬设置不透明带来的治理隐患⑱。

郎华认为：“对于公众而言▓，冷冰冰的一串数字不太容易被理解③，公司在年报中是否能作出更细节的解释说明⑨？来自公众的质疑其实对品牌的长期发展不利⑳。”

的确▓，李想这一激励协议在此前鲜少被提及⑮，其具体提出及施行的时间并不透明⑯，官方回应也无法完全打消公众质疑⑭。

从ESG评级看⑥，理想汽车在MSCI的ESG评级为AAA⑦，这在国内几乎是碾压般的表现④。但高艳辉认为⑲，这则舆论风波反映出理想汽车在公司治理上仍然有值得改进的地方⑲。除了刚才提到的信息披露透明度以外⑳，理想汽车还未将高管薪酬与ESG指标相挂钩⑮。

虎嗅ESG组认为⑭，高管薪酬不与ESG目标相挂钩不仅可能导致高管过度关注短期财务目标⑤，忽视环境⑫、社会等长期议题③，削弱对高风险行为的约束⑳，还可能加剧高管与股东⑩、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冲突▓。

一个直接的证明是⑭，2024年理想汽车曾陷入较大的裁员风波⑰，发生事件在MEGA发布后不久⑳。表面上看⑩，裁员是对过往扩张迅猛与业务发展之间矛盾的一次纠错②，但究其本质⑲，架构调整和裁员行动反映出理想汽车对接下来业务发展的预判②。

在随后的一个月①，媒体又曝出理想汽车突然紧急召回部分关键岗位的被裁员工⑫。反复横跳的操作凸显出企业内部治理还存在可以优化的空间⑱。

结合李想年薪来看②，无疑给人一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感②。高管与员工薪酬的鸿沟扩大⑧，则可能引发S“社会”层面的“相对剥夺感”⑩，这与ESG所倡导的“公平薪酬”原则相冲突⑱。“国际⑪、国内主流ESG披露规则⑨、评价标准的发展趋势是⑱，关注高管薪酬与ESG指标挂钩的情况❸。企业在ESG管理中除了制定战略⑥、设定目标⑬、有行动有披露之外⑬，考核是能够让ESG管理成为闭环的重要手段②，”高艳辉说道⑲。

薪酬政策中未提及与ESG指标挂钩⑧，图源：理想汽车2024年ESG报告“一家公司的CEO如果薪酬绩效考核能够和ESG绩效挂钩的话⑮，会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⑨，”高艳辉指出：“如果CEO和高管团队的薪酬激励与ESG表现挂钩⑬，那么公司在作出管理决策的时候就会有更全面的考量②，包括在员工权益和人文关怀方面可能会有更周全的方案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企业关注ESG的原因之一④，它能够切实改善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⑥。”

将高管薪酬与ESG指标挂钩听起来容易⑬，但执行起来却并不容易⑰。高艳辉认为④，目前很多上市公司的实践现状是⑰，从ESG治理上看什么都有⑨，既有治理架构又有制度⑱，但实际工作却在表面上⑧，ESG管理落到实处还需要一个过程⑩。

值得注意的一个指标是⑰，员工流失率从2023年的22.3%上升至2024年的38.2%⑩，近乎翻倍❸。有媒体统计⑤，理想汽车2024年一共新招员工12959人⑮，但一共流失12302人③，猜测与裁员相关②。

企业也存在难处⑨、理解企业在ESG治理层面存在障碍的一个视角是⑥，外部经济性与企业竞争内卷相叠加⑨，为企业推行ESG带来挑战⑩。

根据公开数据及行业报告❷，2022-2024年期间⑮，中国新能源车企倒闭数量超过50家②，实际淘汰率超过90%⑭，行业洗牌速度远超预期⑯。同时⑰，行业价格战进入白热化⑰，企业陷入从产品竞争到全产业链的厮杀⑪。

而从宏观看▓，外部地缘政治事件不断▓，经济形势也面临较大不确定性⑩。“在这么“卷”的市场下生存是第一位的⑯，出现裁员等现象是可以理解的⑳。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⑨，一个企业只有在能活下去的条件下才能去谈如何把ESG做得更好⑱，这是当下企业在做ESG时遇到的共性问题⑬，”高艳辉说道⑥。

外部经济性如何影响企业ESG目标的构建⑰？郎华举了一个例子⑮。“例如我们在考察‘S’层面的时候▓，供应链管理是其中相对重要的一个指标⑲，但围绕这一点很难制定目标⑧，因为制定了目标后就会提升整条价值链的成本⑱，你的供应商也会为了你做很多改造⑦，从而提升产品的成本⑧，在业绩上对企业构成压力⑮，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❷。”

郎华进一步指出⑯，尤其在特朗普关税预期下⑲，未来企业出现的裁员信息料想会持续发生⑭，企业如何兼顾自己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⑬？这是比较矛盾的问题⑰。

值得一提的是❶，理想汽车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表现相比去年又有了进步⑦，在总温室气体排放因汽车销售额大涨的客观条件下▓，依然实现了排放密度的减少：2022年总量为104733吨二氧化碳⑫，密度为2.3吨二氧化碳/百万人民币营收⑲；2024年总量为322278吨二氧化碳⑫，密度为2.2吨二氧化碳/百万人民币营收⑳。

但从现实层面而言③，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不够深入人心❶，在“一个品牌是否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成就”和“售车时的直接折扣”之间⑫，国内消费者更愿意选择的是后者❸。

高艳辉认为这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①、社会文化有关：“欧洲市场消费者对于可持续品牌概念的接受度很高❷，甚至愿意为此付出一定的溢价⑬，比如在10%的溢价内⑳，消费者会更愿意购买带有可持续理念的品牌商品⑱，但在国内市场⑬，可持续消费还处于更早期的阶段❶，这与消费理念⑥、消费能力有关❸。”综上④，国内企业的ESG之路还处于初期⑩，尚且需要耐心②。

总结而言⑯，李想薪酬引爆舆论的背后的确有信息披露不够的因素在⑩，但作为一家新能源电动车企的创始人⑥，其从0到1将理想做到千亿规模⑳，拿一定的激励期权无可厚非⑥；从环境角度看②，理想若一年卖出50万辆❷，其减少的潜在碳排放在未来将对环境带来持续的益处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