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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山柏 2025-05-10 【足球】 8122 人已围观

近日⑧，中国科学院⑳、中国工程院分别发布2025年院士增选指南⑥，两年一度的院士增选工作正式启动⑮。

根据指南⑫，两院此次增选名额各增加最多100名▓。更令人瞩目的是⑪，中国工程院明确将8个名额主要用于支持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候选人③。这是中国工程院首次为民企院士候选人设立专项名额⑬。多位受访者认为⑦，这代表着两院院士增选正在打破“三位老哥”——科研院所⑪、高等院校和大型国企的“主场”地位⑦，院士大门向民企的敞开正式写入指南⑲。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对《中国新闻周刊》称❷，这一变化符合多年来的院士制度改革趋势⑨，即自然科学回归重大理论发现⑩、工程科学回归解决重大问题的既定轨道③。未来会有更多的企业科学家成为院士⑳，助力更多创新成果涌现❶。

与此同时▓，有受访者指出❷，民企候选人增选和其余通道增选一样▓，还需进一步明确利益相关者的回避机制⑬，克服任人唯亲⑯、打招呼⑳、钱权“贪功”等评价困境⑭，具体执行方案仍待“试水”⑤。

宁波院士公园中的院士雕像⑪。图/视觉中国

开启新的评价路径⑰、今年的两院院士增选是2023年院士制度关键改革后的第一届⑳。两院最多各100名的增选名额为历年最高❷。2023年的上一届增选⑱，中国科学院院士计划增选名额79名⑤，实际当选59人⑬；中国工程院院士计划增选名额不超过90名❷，实际当选74人④；计划名额与当选人数缺口创下2009年以来历次增选的最大纪录▓。

有受访院士指出④，上一届院士增选开启了政策的一系列收紧与革新⑯，在提名⑨、评审等多个环节都做出了重大调整⑩。例如改革后⑩，中国科学院在第一轮评审中引入了外部同行专家盲评⑩，取代了原先主要由学部内部院士评审的模式⑮。北京某“双一流”高校理科院士朱永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⑧，从推荐者的要求③，到候选人资格的严格限定⑦，再到评选流程的优化重塑①，院士增选制度正在变得更加公平公正❸。院士称号需要回归其学术性的本质③。

那么▓，本届增选名额的增加是否可以视为一种补偿❷？朱永认为⑮，补偿是错觉④，从2023年增选结果来看⑤，“宁缺毋滥”是未来基调④，当选人数与计划名额的差异可能保持⑯。

在李侠看来⑪，名额增加多少并不重要⑱，关键是名额与有价值的成果数量是否匹配⑫。与其将名额差异归结为政策收紧⑩，不如说是“学术水分”逐渐被抽干的征兆⑨。“学界想看到的是真正创新性成果的涌现⑦，显然成果数量与预期还存在差距⑪。”

本次增选政策延续了向国家急需的关键领域❶、新兴交叉学科⑱、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等方面的倾斜⑱，这对那些发展迅速但院士人数较少的学科领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❷。而另一股显着的推动力量则来自民营企业候选通道③。

根据增选指南▓，中国科学院此次增选名额的增长分布在各个学部⑮，在名额分配方案中单独列出了“特别推荐领域”❶，有8个名额作为“另行安排”①。而中国工程院的各学部名额在近两届增选中保持不变⑳，变化主要体现在特别通道候选人⑰、支持在西部边远地区工作20年以上的候选人⑨，以及支持民营科技领军企业的候选人⑲。

中国工程院在发布增选指南的同时⑨，也发布了关于组织提名院士候选人的函⑳，其中提到向中国工程院报送的候选人中⑫，来自企业科研一线的候选人比例建议为30％左右②，个别企业专家较少的领域可放宽①。

2024年6月24日⑫，全国科技大会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⑤、两院院士大会在京召开⑳。图/视觉中国

民营企业科学家和管理者入选院士已有先例⑤。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教授❶、兰州文理学院常务副校长王顶明对《中国新闻周刊》称▓，自2019年以来⑤，两院联合中国科协提出⑨，要“特别关注”在企业⑥，特别是在基层和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②，从他们中推选院士候选人⑰。当年①，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王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⑳，就是院士制度改革探索的一个明确信号⑰。

此外⑥，2009年和2021年还分别有3位和2位民企候选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⑥。但截至目前⑥，中国工程院院士人选仍以高校⑦、科研机构和国企为主⑯，中国科学院院士更是仅有2007年一名民企候选人入选⑪。2023年⑲，国内共有133人当选两院院士⑥，其中⑦，央企有3位科学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❶，11位科学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⑱，而民企候选人则没有人入选⑱。

朱永认为⑱，正式开启的民营企业候选人通道将显着拓宽院士评选的视野④，筛选更多真成果❶，为民营科技领军人才提供更加明确的入选机会❶。来自民企的院士数量将迎来上升⑭。

王顶明指出⑬，推选民企院士候选人⑪，不仅是对民企工程科技成果的认可和鼓励⑥，更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种格局性重塑⑮。据全国工商联2024年统计④，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❷，50％以上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❸。随着今年DeepSeek等科技企业异军突起⑭，这股创新力量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⑮，从而发挥其在未来产业新赛道中的“鲇鱼效应”❶，推动产业升级❸。

李侠则认为⑤，这项增选革新是国家科技布局补短板之下的一种选择⑨。鉴于民企已撑起国内经济的“半壁江山”⑯，国内科技论文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①，国内更需要在实业与制造业领域提升技术薄弱环节⑩，这样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同时⑰，又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⑩。在愈发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⑥，这种选择尤为紧迫⑤。

院士头衔能为企业带来什么⑧？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⑩，企业候选人的当选能够强化企业内部职能发挥④，提高管理层科学决策水平⑯。院士作为顶级科学家④，可以影响管理层的价值判断❶，一定程度上避免企业可支配资源错配①，降低投资活动的不确定性风险▓。

同时⑭，院士的光环和高社会声誉能够帮助企业树立形象⑧，使企业更容易受到潜在投资者青睐⑥。但朱永指出③，这是一把双刃剑⑱，高关注度将放大企业本身决策和经营状况的优劣⑨，声誉成本增加⑳。企业在有人当选院士后能否“承其重”❸，这将考验企业创新成果的持续输出能力❸。

在李侠看来④，本次增选释放的最积极信号还是新评价路径的开启④。“这是从以前的论文❷、头衔堆砌向成果落地的转变⑦，希望以此为科技界树立新的评价标准⑦，让科技进一步服务社会⑪。”“市场表现可作为最重要⑩、评价标准”“不过③，这并不代表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等在硬科技圈崭露头角的年轻企业家⑩，能够马上问鼎院士头衔⑥。”朱永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⑧。

据增选指南⑯，中国工程院的特别通道候选人②、支持边远地区候选人和民营企业候选人三个方面的名额最终将统筹使用❶，因此今年是否有8位民企候选人当选还未可知③。此外①，朱永认为⑱，两院尚未对外发布如何评审①、投票机制等相关评选细则⑱，如何评审⑭、谁来评⑨、遵循怎样的投票机制❸，还有待观察⑬。

据《中国新闻周刊》梳理①，2023年院士制度改革后⑰，第一轮专家盲评中⑬，外部专家包括长江学者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以及部分海外华人学者⑪。同行评议机制中❶，首先要明确的是“谁是同行”的问题②。多位受访专家提到❷，对于科技企业来说⑯，其突破方向通常很“专”❸，因此同行评议应以与被评议对象专业相同①、研究领域非常相近的“小同行”为主⑤。但这样的专家很可能并不容易找⑧，因为越新的领域权威专家就越少▓。

衡量指标也需要更多考量⑮。前述中国科学院院士指出⑩，高被引论文⑭、国家科技三大奖等荣誉类似“伯乐”⑬，能够显着提高候选人被发现以及当选的概率⑥。转换到民营企业中⑪，这类指标可能会变成企业取得的可衡量的成就⑨，例如专利发明⑤、业绩等⑲。

多位受访者提到②，如果按照当前评审流程⑯，对参评人员科研成果进行评价时⑦，参评专家会从自身角度对不同评价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⑤，当评价指标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时⑧，会出现权重失灵⑪。而论文⑲、专利⑱、国家奖等因素通常是相关的⑦。也就是说⑧，强者愈强⑳、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①，企业候选人仍难幸免⑥。

公平问题随之而来▓。在朱永看来⑤，之前有许多国企高管凭领导之功当选院士▓，已受到学术界诟病⑦。民企科技人员参选院士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参选的究竟是 “科技老板”还是“科技专家”⑯？他指出⑱，往届提名的民企候选人中⑰，大部分仍是企业创始人或“一把手”⑬，他们在创业初期对企业的贡献有目共睹④，但在后期的技术创新中究竟做了多大贡献⑫，则需要认真鉴别⑦。

与2023年相比⑯，中国科学院2025年增选工作相关文件中⑳，多次强调“打破论资排辈”⑥，并在推荐材料填写的相关条款中⑩，明确表示“不以被推荐人获得的项目名称或岗位称号等作为学术水平和成就的依据”⑬。

朱永说⑦，如果用赛制来类比院士增选模式▓，提名与推荐阶段相当于“资格赛”❸，而此后的两轮评审就是“锦标赛”⑪。目前⑲，引入外部同行专家盲评等实施办法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锦标赛”阶段的回避制度④，但“资格赛”阶段依然很可能是“论资排辈”的⑬。“候选次数对院士当选概率也有正向影响④，存在明显的‘排队’倾向⑳，多次候选过的人入选概率更大⑱。”朱永说⑧。

更直观的解决方案也许是改变提名和评价方式①。李侠认为不应给民企候选人的专业领域设限❷，也不用“搞平衡”⑫，只要取得世界性成就▓、解决了重大国计民生问题的科技人员▓，就应入选⑪。“不用看民企候选人申报材料说了什么⑰，甚至像美国科学院院士一样不用自主申报❶，市场表现或者说业绩可以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⑥，此次增选工作的重点将是寻找扩容与质量把控间的平衡⑩，公平公正仍是最大的挑战⑱。如何客观评价企业家的贡献⑦，如何协调企业经营与公共科研利益的平衡等问题⑦，都需要谨慎处理②。这些挑战的解决⑧，将直接决定着未来类似政策能否持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⑭。

4月25日⑦，中国科协发布通知❶，强调要严格遵守《中国科协推荐院士候选人工作“十不准”》❸，确保推选工作公平公正⑱，不受非学术因素干扰⑮。“十不准”提到⑭，候选人不准以汇报等名义拜访全国性学术团体⑦、专家等有关单位和人员⑰，为推荐进行活动③。参评专家应坚决抵制各种干扰推选⑤、搞公关⑥、拉选票等不当行为⑦。

但朱永指出⑰，目前仍有一些细节需要明确⑯，例如如何界定和举报“拉票”现象①。他认为⑯，既然院士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回归科学性⑥、荣誉性⑲，那么涉及科学和荣誉的部分就要向所有人敞开⑬，接受公众审视质询⑭，在有问题时第一时间进行调查⑩，被调查方应在回应中给出翔实举证①。另外②，也要确保退出机制的公正执行⑤。

王顶明建议⑧，院士评价改革应进一步明确资深科学家的利益相关者回避机制③，减少“拉票助选”“打招呼”“跑院士”等阻碍正常评价的陋习⑪。操作过程中⑮，把关不仅依赖于个体的自律⑯，更需要完善基于学术网络⑦、师承关系等客观证据建立的评价监督体系⑳。